1948年4月30日，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五一口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和动员令，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各民主党派从初创到发展，从走中间路线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就探索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在早期的革命纲领、决议和章程中就提出了有关理论和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以此为基础，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上，通过了二大宣言，阐明了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同时，在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作出了国共合作方针的正确决定，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中国革命自此汇聚起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从土地革命后期起，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在国外看到《八一宣言》后，十分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率先响应，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并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策略已由过去反蒋排共转变为联共抗日，显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已开始萌芽。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战线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各方面革命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同时提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1937年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
1937年2月—9月，国共两党代表历时7个月，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于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表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国共合作宣言》，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公开分裂、对抗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战场上再次成为并肩作战的友党，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极力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反蒋抗日转变为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断。把统一战线摆在“三大法宝”的首位，成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首要问题。
1940年3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依据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组建的民主政权。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包含了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抗战形势逐渐向好，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迫害民主人士的严酷事实，加深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的认同。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9月15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抗日热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他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并肩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希望建立一个由多党派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晤了国民党左派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等；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史称“旧政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就国家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协商。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协商协议并发动了内战。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人士日益走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它的一些组织和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表示今后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行动纲领规定，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统一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廖承志，正率领新华社驻扎在河北涉县的西戌镇。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度政治敏锐性的廖承志，向阜平县城南庄打电报询问中央在五一节有什么要发表的。廖承志的这封请示电报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政治军事等各种因素，认为目前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是到了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时候了！于是决定在五一节以纪念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作了27处修改，含义最为突出的有4处。其中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修改电头“总社”为“陕北”，以保守中共中央、毛泽东已到达西柏坡的秘密。
“五一口号”第5条的修改，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的时代。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中共5位书记首次聚首召开的正式中央会议，研究的都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会议开了8天，至5月7日结束。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位书记外，还有彭真、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黄敬、罗瑞卿等。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不仅通过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等方式积极响应，而且纷纷应邀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开始一起为建立新中国并肩奋斗，形成政治北上、军事南下、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大势。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自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五一口号”阐明了政治主张，提出了新中国政权的蓝图。以“五一口号”发布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由一般的政治合作关系，跃升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形成。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这是他们以前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继续，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史称“新政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确立。
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是新时代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这是对“五一口号”的最好纪念。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已成为载入《宪法》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将会不断蓬勃发展，必将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政治制度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3年增刊
作 者：王芳
责任编辑：刘迪 冯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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